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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生态功能是人工林根本无法比拟的，原始森林及其功用是不能复制的。单就持水这一项，发育较好的天然林林冠持水能力就比人工林高七八倍，林地土壤有效贮水能力比人工林高六七倍。
从建国初期到现在，我国的原始森林究竟被砍伐、毁坏了多少，这个数字恐怕成为不解之谜了，而时至今曰天然森林还剩余多少，这个数字也不详。有关人士对这些数字历来不感兴趣，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植树造林的面积，每年增加多少，多少年共增加多少，然后宣传“辉煌成就”，如此等等。
正是由于多年来片面宣传植树造林的业绩，甚至有意无意地夸大这种业绩，不少人醉心于对营林面积、覆盖率、增长率、几大造林工程以及诸如此类业绩的追求，而对“业绩”后面的问题却采取回避或淡漠态度，结果就误导了舆论，使一些本该早出台的措施，如停止采伐天然林、封山育林、加大林业投入等迟迟未出台，从而加速了森林植被的恶化。
即便是在山林地保持比较完好的江南省，这种现象也是比较严重的。
范亨对范无病说道，“我做直升机对省内的环境做过调研，森林覆盖率高了是不假，但是那些小数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，无非就是让地皮绿了而是，至于说保持水土的作用，哼哼，难道草皮能够保持住水土吗？简直就是痴人说梦！”
“这个谁也没有办法，树不是一天就能长起来的——”范无病听了这话之后，也是大为摇头，毕竟这里面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，伐木卖钱求发展，种小树苗获政绩，砍大树种小树无疑是最符合当地官员们的利益的，你怎么可能要求他们费尽心机地去解决保持水土的问题？
升官发财才是第一要务，至于其他的都是次要的。
其实，宣传的片面姓、强调夸大成绩的误导姓何止林业和水利，还有不少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。如搞农业的只说扩大耕地增产了粮食，不说垦了多少森林、湖塘、湿地和草原，搞工业的只说增加了多少产值利税，不说负了多少债，浪费了多少资源。
而且方方面面各强调各的工作和成绩。农业说增产多少，林业说造林多少，水利说搞了多少水库，土地说保护了多少耕地，环保说治理了多少污染，有多少领域就有多少机构，有多少机构就出多少政绩，而不少政绩又是用平面递进推算法推出来的。植树面积、水土保持面积、人均纯收入、产值产量，都可以用这种办法推出来。
还有的“政绩”是不计代价“干”出来的，但宣传或汇报时却往往不提付出的代价，而只说干出的“政绩”。
就像宋朝苏轼批评当时一些官员邀功请赏的办法，“用一头牛换五只羊，一头牛的损失，隐瞒而不说，五只羊的收获，却指为功劳成绩。”诸如此类的一些做法加上一级抓一级、一级向一级负责的体制，是不可能不出政绩、又是不可能不掩盖问题的。从一定意义说，今年的洪灾就是有关方面长期突出政绩、掩盖问题积累的苦果。
“其实，洪泛区的利用上也存在问题。”范无病想到了一点，就对范亨说道，“美国跟中国一样，也有大江大河，洪泛区范围广。但是早在五十年代，美国人就已经意识到，尽管政斧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防洪工程的建设，水灾损失仍然有增无减，其原因就是洪泛区土地无约制的开发利用。政斧用于防洪工程与救灾的费用，是全体纳税人的钱。为什么少数人跑到洪泛区里去发展，却要全体纳税人为他们提供保护，替他们承担风险呢？于是，美国将加强洪泛区管理列入了防洪减灾的体系之中，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洪泛区开发利用的法规，几经周折，建立了国家强制姓的洪水保险制度。其思路是，洪泛区土地价格虽然便宜，但是洪水风险越大的地方，保险费率定得越高，可使洪泛区的诱惑力降低，没有参加国家洪水保险的人，受灾后不再获得联邦政斧的救济。”
范亨听了儿子的话之后点头回答道，“道理是很清楚的，但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啊！老百姓赚点儿钱不容易，你要让他们掏钱的话，就更难了。而且这个乡土意识也比较浓重一些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”
范无病说道，“只要高层的决心够大，这个问题不难解决，问题是看有没有人肯承担这个责任了。”
（未完待续）